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
——评《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是熊向晖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辅以历史档案，写成的记录其参与的情报工作与外交、政治事件的回忆性文献。作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却弱于中国外交史，实在汗颜。借读此书的机会，既为自己补上了一堂鲜活的外交史课程，又深为作者严谨的作风所折服，得到了究竟该如何治学的启发。凭借这两点，我认为这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本书以事件划分各部分，没有呆板的“篇—章—节”之界。我个人认为根据其记述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记述了作者在解放前，于胡宗南身边为我党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经历；第二部分则是解放后，参与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事件的经历，其中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纠正了原先一些普遍存在的误解。本文拟根据书中的三大特点，分别谈谈自己读书的感想和体会：
（一）娓娓道来、鲜活生动
书中记述作者地下情报工作情况的为《
地下二十年与周恩来》一文，这段历史，若非作者亲自回忆、撰写成文，恐怕不会为世人所知。即使档案中可能有寥寥几笔，也决不会有亲历者娓娓叙来那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据文中所述，作者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服务”、并引起胡宗南注意时，尚不满十九岁。其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成熟与斗争的机智，窃以为远非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这一辈可望其项背。
“在车厢的一角，李兰芳低声问我：‘服务团有几个CP？’我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使我警惕。我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她问的刁。我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我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她说：‘你就是。’我说：‘你弄错了。’……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我想，郭见恩并我对我讲，其中有鬼。我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她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看似平淡的叙述，却暗波汹涌。也许自己读书太少，但对斗争岁月的生动描述，我只记得在《
青春之歌》中读到过。可这毕竟是一本小说，对事件描述的真实性远不及熊向晖这篇回忆性的文章。
第一部分叙述的高潮自然出现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两次向党中央传递情报的部分。仅仅两句话，便把这一工作的危险、需要的胆量描绘出来：“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是这是我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至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站三捷，成功的情报工作可谓功不可灭。读至此，我想到了许多文艺作品中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渲染，作为艺术地颂扬领袖人物，这样未尝不可；但若是回望历史，便可发现舞台绝非领袖的独角戏，其身后有着无数的帮衬、助手，为演出的完美谢幕而献身。每个人都有自己叙述的一段历史，都能成为整个时代的侧影。熊向晖先生的书和他所叙述的历史，也只是这幕历史剧中很小的一幕。同样这一段历史，在一名普通国民党军官的眼里，或是一名平民百姓眼里，又是怎样的呢？历史在不同的人眼里，必定有着不同的颜色，若只用一种笔调来书写，未免显得单调了一些。近年来口述史的研究似乎有点风行之势，学生社会实践中寻访抗日老战士之类的活动也有开展，我想，这样一种研究活动的意义便在于，给不同的人，更多的是普通人，一个记述历史的机会，也为后来的人，提供一个更为立体的历史画卷。
（二）一丝不苟、严肃考证
本书中与中美关系局面的打开有关的几篇短文包括：《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论断》、《
“乒乓外交”史话》、《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以及《1976：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先生——兼析〈
1975：演唱唐诗宋词之谜〉》。这段历史对我而言应该不算生疏，不仅中国外交史的教科书中有叙述，在许多纪录片中也有很多相关资料，“乒乓外交”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但是，这几篇文章的特色，我感觉，在于将打开中美关系这一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放在中国国内政治所处的文革的环境中来谈论，这一点在其他文献中是很少看到的。关于文革，在我的脑海中似乎意味着狂热、混乱、破坏一切。但作者的记述慢慢读来，让我觉得，至少在外交领域，中国在那一时期是有着特殊的成就的，而这些成就是来之不易的。限于篇幅，我仅就第一篇文章《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论断》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读本科时，“中国当代外交”这一课程的制定教材是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发表〈
上海公报〉》一节中，也有“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再探讨”——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受毛主席之托，对当时的战略格局作出判断一事，（其中主要的参考资料也来源于熊向晖先生的《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文）。可惜，作为一本教材，对这一历史事件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几位老帅做出的结论，且只有寥寥的几句话：“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都有困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 。而读原文来可生动多了，比如周总理顾及几位老帅在文革中的处境，交待开会时不要带秘书，同时指派熊向晖、姚广协助几位老帅的“插曲”，到几位老帅开会时的细节：“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作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 。几位老帅的不易，不仅在于年高，更在于对情势的独到看法，在当时《
人民日报》大量宣传苏修美帝对中国的侵略态势时，还能做出上面的判断。比起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思想解放、不墨守陈规、不随大流的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能这样，我想，是来自于对新中国的责任感以及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书中记述了陈老总的一段话，让我很有感触：“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 。这样的话，放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上，也再恰当不过啊！谈及国际关系及其他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现状，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在批判体制的同时，作为一名研究者也应该扪心自问，是否真的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从事写作和研究，对于材料是否真的“仔细看，过细看”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体会到自身的不足，更敬佩老一辈能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用那样严肃的态度对待研究。
另外，在对外交的研究，尤其是对政策制定的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研究者无法了解决策过程，有时只能根据结果来推测意图，而这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而熊向晖先生的文章，提供了四位老帅做出结论所依据的材料以及开会时的一些过程，这是非常宝贵的材料。
除中美关系问题以外，本书中还谈及了斯诺访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真相、毛主席向蒙哥马利谈“接班人”问题等等，不一一详述了。而其中有一篇短文是缘起于一部叫做《
世纪行》的政论片，作者则考证毛主席是否真的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句话，结论是毛主席的原话是“我不过是一个孤单的和尚，带着把破伞，漫步在世间”，前话只是斯诺的“艺术加工”。初初读来，觉得这样一件事情也值得细细考究？两句话也差不多嘛。但作者却犀利地指出，纪录片的创作者为了划清“人”与“神”的界限，描绘伟人的晚年心态，就“让毛泽东说出他从来未说过、也决不会那样说的话，就代毛泽东提出他从未提出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难道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严肃地对待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么？是“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打扮得天真小姑娘”么 ？我想，这大概就是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吧——少一点想当然，少一点“创作”，而更多地用科学、客观的标准去对待历史人物和事实。
历史不可能重现，只能让记述下来的东西尽可能的贴近本相，作者在书中是这样做的。除了上述的例子外，作者还纠正了1997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等文章、文献中的错误或不够全面的地方。
（三）寄情于史，追忆总理
除了详尽的史实与一丝不苟的考证，书中充满了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热爱之情。熊向晖先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之时，就与周恩来屡次密切接触，称自己是周恩来总理“下的闲棋、部的冷子”；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更是处于周总理的领导之下，聆其教诲，受其感召，感情之深厚溢于字里行间。本书中主要与周恩来有关的文章包括了《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周恩来、李克农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
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周恩来总理关注香港大学访问团》、《周恩来关心孙中山伦敦蒙难室》、《从第二次亚非回一个前看周恩来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
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
三个“最后一次”》、《周恩来——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及其《
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仅仅从文章的数量与篇幅上看，就能知道作者对周恩来总理的回忆在整本书中所占的分量了。（甚至我阅读的版本，其封面就是一张作者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但我后来在书店看到新的版本，封面已经换成了作者本人的照片）
周恩来总理对于新中国，尤其是新中国外交的贡献，无需我在此赘述。他也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所爱戴，但对作者这样一位与周总理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来说，其意义更是非比寻常了。仅《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一文而言，其纪录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对台湾记者的态度、放映《
梁祝哀史》时的介绍方法、蒙哥马利来访时对中国民间传说中“女元帅”的看法、因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引起的英国政府推迟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华向英国交涉以及尼克松访华时商谈租用通讯卫星这五件“小事”。称其为“小事”，是因为这些在周总理进行、指导过的外交工作中只是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但是，其中反映出的总理正直的态度、外交的智慧、对人的包容等等却着实让人感动。文章末尾，作者借基辛格的一句话表达对总理的钦佩之情：“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而书的末尾记录的邓颖超对周恩来的回忆和评价，更是令人动情。“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他不吸烟，夜间工作感到疲劳了，他喝咖啡提提神。以后喝咖啡不灵了，困乏的时候就在额上抹点万金油。后来抹万金油也不灵了，他在要打瞌睡的时候就用热毛巾擦擦脸，擦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 我觉得，对历史，尤其是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应该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来源于人内心最自然的感激、敬佩或是怜悯、哀愁。带着这份感情去看待与记录历史，历史就绝不会是冰冷的数字或呆板的阶段过渡，而会成为在过去的人与今天的人之间，联系心灵与精神的纽带。
我读完整本书后，最深的念头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段历史，能像作者那样，把自己个人的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阅读作者的人生历练、回顾共和国诞生成长之艰辛与荣耀，所能带给人的人生思考和民族自豪感，远远超过对会址、故居的参观或阅读许多本描绘阶段划分的教科书。当然那些都是历史，也绝非无足轻重，但是缺少了人的活动、人的精神以及人处于历史环境下的命运，而显得不那么血肉丰满。
行文至此，我觉得本文更像是一篇读后感，而非对书观点、事实的客观评论。对金老师“对书提一点批评意见”的要求，我也仔细考虑。但是，该书大部分是基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所记录下的史料，而非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之类。因而对其提出批评、指出其缺陷，我觉得非我能力所及。若实在要说什么遗憾或不满，只能说希望作者能提供更多的史料，留下更多可供研究的财富，而这未免有苛求之嫌。
以上就是我对熊向晖先生所著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的评论以及读后的感想。
